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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一直在關注一件事，那就是“採藥崑崙”的銘刻。
2025年6月8日《光明日報》發表仝濤的署名文章《青海黃河源發現秦始皇遣使“採藥崑崙”刻石，實證古代“崑崙”的地理位置》，同日中新社發出署名仝濤的報導《青海瑪多札陵湖發現秦代摩崖刻石，記錄秦始皇遣使“採藥崑崙”》。二文皆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工作者近期在青海果洛州瑪多縣扎陵湖北岸發現一處37字的秦代摩崖刻石題記，記錄秦始皇遣使“採藥崑崙”之事。
我又不是搞中國古代史研究的，爲啥會關注這事兒呢？首先，
我在田野調查的過程，接觸過不少跨喜馬拉雅地區的石刻
，然後也有朋友專門搞這方面研究，覺得這玩意兒還挺神奇的，怎麼連那種鳥不拉屎的地方都會有石刻。有些人說那些石刻都是當地牧民閒得無聊刻的，然而這無法解釋一下爲啥類似風格的石刻會跨越上千公里出現在不同地方。目前青藏高原發現的一些史前石刻，雖然還有許多未解之謎，但對於拼湊前吐蕃時期的藏地歷史不無助益，通過這些石刻能發現傳說中的象雄文明與中亞的聯繫。“採藥崑崙”銘刻位於青藏高原東北緣，也算是高原石刻的範疇，自然是讓我眼前一亮。
其次，
我
2017
年曾經租車自駕溯源過黃河，走到最遠的地方正是鄂陵湖和扎陵湖之間的牛頭碑
。再往裏就不讓走了，因爲那裏是生態保護區。這次溯源出了一段小插曲，我在牛頭碑那裏用無人機航拍，當地扎陵湖鄉牧民發現後，居然風急火燎地騎着摩托車衝上牛頭碑的山頭來抓我。結果那人自己騎術不精，在高山草甸上連車帶人摔了一跤，人摔傷、車摔壞——其實他傷得不重，但因爲剛好摔到鼻子，鼻血糊了一臉，止不住地往下滴，看起來特別恐怖。這下好了，他把摔車的責任都推到我頭上，要我賠醫藥費、修車費，召集鄉民把我團團圍住。
在藏區這種民風彪悍的地方，路上撞死一隻雞能讓你賠一千（賠完還不能帶走），跟他們是沒辦法講道理的。他們人多勢衆，我好漢不喫眼前虧，只好帶他去瑪多縣裏去包紮，答應出他的醫藥費、修車錢（想想他們還算淳樸，沒跟我算“誤工費”）。瑪多縣不大，到了縣人民醫院，他們副縣長在那兒等着。副縣長是藏族，不過長得斯斯文文白白淨淨像個讀書人。副縣長跟我一聊，說起他曾在上海掛過職，一下就拉近了距離；然後他平時是個攝影愛好者，一聽我也是攝影師，頓時把我當做了同類。我把事發經過原原本本告訴了副縣長，人家到底是個能明斷是非曲直的明白人，知道摔車這事兒責任不在我，幫我脫了困，最後一分錢沒讓我出。 2017 年那會兒玩無人機的人還很少，各地基本上也沒啥禁飛，我問副縣長爲啥牧民要來抓我。他告訴我說，扎陵湖鄂陵湖那裏是黃河源頭保護區，爲了生態保護禁止放牧，但還是有牧民在山坳裏偷偷放牧， 他們應該是怕你無人機拍到他們放牧所以那麼緊張 ——我這才恍然大悟，敢情他們是做賊心虛啊。
2018
年故地重遊，本來想再去一次牛頭碑，結果到了瑪多縣就被告知，
由於加強了生態保護管理，整個扎陵湖、鄂陵湖地區都不讓去了
。所以我知道，
扎陵湖一般人是去不了的
，就算開放期間，最遠也只能到牛頭碑那個位置，牛頭碑下面的擦澤村有個檢查站哨卡，我當年就是在那裏被一大羣牧民團團圍住，印象深刻。
正因爲曾經去過，我對扎陵湖地區有一個很直觀的印象。那裏是很典型的高原凍土地帶，土壤含水量很高。如果你走過從西寧到玉樹的高速，肯定忘不了瑪多縣前後那段“波浪形”的路面，比過山車還要酸爽，正是由於含水量非常高的凍土融化造成的。扎陵湖的海拔在
4300
米以上，牛頭碑的位置有
4600
米，湖周邊都是起伏的草場，非常典型的安多地貌。這種海拔連灌木都長不出，只有薄薄的土層上長着一些草，生態環境極其脆弱。扎陵湖再往西過了黃河源頭的星宿海其實就是可可西里保護區——或者說廣義上的“羌塘”，屬於高寒荒漠無人區。
所以當看到扎陵湖發現秦代石刻時，我還是蠻震驚——
這樣一個現代人都很難抵達的地方，居然秦始皇那會兒就已經派人去過了
。不過這事兒雖然在“意料之外”，卻也在“情理之中”——古人既然要找“通天”的仙山，那隻要沿着河流不斷往上游溯源，行到水窮處，自然就是“最高的地方”。
第三，這個消息公佈後引發的輿情讓我感到特別有意思——
一個考古發現能夠在如此廣泛的社會層面引發如此激烈的討論和陣營對立是前所未有的
，堪稱“里程碑事件”，而且持肯定態度的正方和質疑的反方在人數上幾乎平分秋色。
正方認爲，“採藥崑崙”銘刻的文字風格、語法、用字與秦漢時期的時代特徵高度吻合且風格統一，內容印證《史記》中秦始皇求仙問藥的記載；石刻高度靠近地面，推測石頭的下半截被兩千多年來的沉積物所掩埋，如果是近代僞造需要趴在地上刻，且不容易被人所注意，不合常理；刻石刀法以平口刀直接入石刻出，會導致線條邊沿崩裂，是典型的先秦刻石技術，東漢之後有了更先進的工藝技術就基本不再使用。
反方認爲，銘刻中有些字詞有爭議，比如“皇帝”、“方士（支）”、“採藥”；崑崙山以及黃河源頭的地理位置有爭議，超出秦人知識範圍；銘刻上的日期有爭議，不存於當時的曆法中（爭議集中在“廿”與“卅”、“六”與“七”）；採藥團隊抵達河源的時間點有爭議，冬天道路冰封怎麼到得了那裏？銘刻的形式不夠莊重，不符合當時的皇家形制；銘文刻痕邊緣銳利，不像是經過了兩千多年的風化，而且像是電動工具刻的……
正反雙方的論述我都看了不少，然後我就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正方基本沒有言之鑿鑿 “ 必真無疑 ” ，認爲文字殘缺難以準確辨認和釋義，普遍呼籲對刻槽縫隙內的有機沉澱物進行碳十四年代鑑定，才能下最終結論；但反方不少支持者卻都斬釘截鐵地認爲 “ 一眼假 ” 、 “ 必假無疑 ” ，甚至是在以陰謀論而非科學的態度表達觀點。簡言之， 反方的話術特點，很多都跟近年來的“西方僞史論”如出一轍 。
我對“西方僞史論”關注已久，前陣子寫了篇《
爲啥說“西方僞史論”是邪教？
》之後，收到多條死亡威脅，僞史論陣營瘋狂組織人員對我進行攻擊、舉報——大概他們以爲只要舉報的人數足夠多，就能把我舉報到封帖封號。所幸網信辦的眼睛是雪亮的，反而因此重視起了“西方僞史論”煽動民衆對立的問題，我那篇文章至今還活得好好的，反倒是“生民無疆”等僞史論骨幹被全網封號。如今“西方僞史論”的內容似乎已經被限流，我後來再也沒再接收到過相關內容的推送；拿不到流量紅利之後，除了極個別“用愛發電”的僞史論自媒體還在垂死掙扎，基本上都已偃旗息鼓。
結果我發現，這次質疑“採藥崑崙”銘刻的觀點，很多都是我非常熟悉的“西方僞史論”配方——
比如將局部疑點等同於整體僞造、用陰謀論敘事構建邏輯
（“獻祥瑞”）
、用主觀感受替代客觀標準
（“一眼假”）。我跑去反方領軍人物辛德勇的公衆號圍觀了一下，看得我渾身上下一激靈——這文風就像“西方僞史論”附體啊！辛德勇從第一篇質疑開始，就沒正兒八經說過學術觀點，
一直在迴避核心學術論證，以人身攻擊激怒正方爲樂
——一會兒講除非給他很多錢纔會說他質疑的依據，一會兒說別人沒資格跟他討論，寫的東西用詞粗俗盡是屎尿屁。尤其是前幾天有了幾張更清晰的銘刻照片流出，實錘了之前被誤讀爲“廿六”的篆書其實是“卅七”，把曆法爭議和“皇帝”一詞的使用都說通了；結果辛德勇頓時破防，開始鼓吹陰謀論，認爲這是造假者最近這兩天意識到紕漏之後新加上去的云云（其實是因爲光線角度問題），那套說辭跟“西方僞史論”如出一轍……一想到爲人師表的北大教授使用這些反智主義甚至陰謀論的表述方式，着實令人心寒，更加堅定了我今後不會讓孩子卷讀書的決心，
因此，“西方僞史論”的質疑方式在崑崙銘刻一事上借屍還魂，也讓我對此事頗爲關注，想看看事態會如何發展。
接下去來談談我對崑崙銘刻的一些想法，總的來說——我傾向於認爲石刻是真的。
首先，我們假定崑崙銘刻是僞造的，是一個精通多種跨界業務的團隊通力協作的結果。因爲製作這樣一篇秦代官方小作文的石刻，文學意思表達、秦人的用字習慣、每個字的小篆寫法……都要具備相關的專業知識，先擬定出刻字的底稿。
這個團隊需要帶上包括發電機在內的各種專業後勤保障設施，前往黃河源頭海拔
4300
多米不通公路且不允許隨便進入的保護區，以特種部隊式的生存能力和隱蔽能力，避開所有人的耳目在那邊安營紮寨；傻乎乎找一塊明顯位置偏低、有斷面裂縫、並不適合刻字的露天石頭，用電動工具模仿先秦特有的平口刀刻石刀法完成雕刻；需要有專業的工藝處理人員將刻痕做舊，故意模仿出風化的破損，還要把整塊岩石做出千年的包漿皮色
……關鍵在於，他們做完了這一切之後，便“了事拂衣去，深藏功與名”，等待着某一天被考古團隊碰巧發現。
那麼問題來了——我要是有這樣一個專業牛逼的團隊（不管是哪朝哪代的），費盡心機搞這麼一坨大的，究竟圖個啥呢？世人做事無非爲名爲利，手下有這麼一羣高手幹嘛不直接僞造文物牟利？幹嘛非得刻在扎陵湖這種曠野千里鳥不拉屎的地方？要是一直都沒人發現怎麼辦？假如按照反方認爲的目的是“開發旅遊”、“獻祥瑞”、“證明疆域”、“做拓印賣錢”——且不說是否成立，這些“利益”變現後要如何迴流到團隊手裏呢？團隊成員得不到回報難道不內訌？爲啥到現在都沒人跳出來主動揭發呢？
話說我在做自媒體之前，幹過倒賣古玩、藏飾的生意（詳見《
【連載】拉達克往事19·撿漏因緣
》）。我跟大家說個道理——
但凡能夠說得出來“真品特徵”，造假的人就有辦法做出來
。比方說很多人可能聽說過真正的蜜蠟能浮在水上、在手上搓會聞到香味，造假的人立馬可以用樹脂給你安排上這些特徵；又比方說什麼真正的帕什米納羊絨披肩能從戒指中穿過——事實上能不能穿過戒指跟材質壓根兒沒關係，主要做得足夠輕薄，化纖也能穿過戒指。更有甚者，現在已經能把老天珠半月形的風化紋都做得惟妙惟肖，騙騙一般的小白毫無難度。
根據這種“只要你講得出特徵我就做得出來”的邏輯，這個團隊既然已經有了如此之高的專業水準，爲啥還會犯那些網友就能輕易發現的低級錯誤？反方認爲銘文中“車到此”的說法可疑，秦代坐車到不了黃河源——連我都能想到這個問題，難道造假者會想不到？反方認爲刻字的“五大夫”級別不夠、石刻不夠莊重——造假團隊都已經花了那麼大工夫了，難道就地取材找塊像樣的石頭鑿成石碑按照秦代的官方流程來刻很難嗎？從他們篆刻秦代小作文、做舊刻槽的這種專業水平來看，
我相信他們絕對有本事做出每一處都符合當代學術界對秦朝石刻認知的“贗品”，他們故意留下這些文字、形制上的爭議難道傻嗎
？
所以，會不會這次發現的石刻只不過是“秦始皇採藥天團”當年在海拔 4300 多米的高寒地帶因陋就簡特事特辦呢？這樣不就把很多問題說通了嗎？
我覺得吧，無論做學問還是搞研究，都應當秉持科學的態度——所謂“科學的態度”即對自己的觀點和認知能力保持開放性，承認自己的錯誤和侷限性，願意在發現新證據的時候坦然接受，並修正自己的觀點。
關於崑崙石刻的爭議，反方所找出來的一些“證據”，幾乎都是因爲這個銘刻的某些特徵不符合當代學術界對秦代的認知——諸如刻石儀軌、詞彙文體、地理氣候等。比方說反方有人論證說：因爲秦人不知道崑崙山在哪兒，所以銘刻不可能是真的。這個論證邏輯其實就跟“西方僞史論”用金字塔中發現“混凝土”來論證金字塔是僞造的一模一樣——而事實上學界的觀點恰恰認爲，金字塔中的“古代混凝土”證明了古埃及時期就已經有了混凝土技術（當然這種混凝土的配方跟現代完全不同）。
那會不會這次發現的崑崙銘刻也提供了一些全新的證據？這些證據證明秦人有能力找到了黃河源，證明秦人知道崑崙山在黃河源，證明秦朝已經有了“採藥”的說法，證明皇家石刻是可以特事特辦從簡……
會不會需要修正的是我們現有的認知呢？畢竟誰敢說已有的認知是絕對正確、完全不存在爭議的呢？
我們人類的科學之所以能夠持續進步，正是因爲不斷修正自己、否定自己的科學態度； 只有宗教和陰謀論，纔會把自己的觀點絕對化 ——比方說所謂“全能全知全善的唯一真神”，就是典型的把一切都進行了絕對化。 但凡你看到某個自稱學者、專業人士的人，使用“絕對”、“不可能”、“顛撲不破”、“百分百”之類言之鑿鑿排除反證的敘述，基本上就可以直接把他當笑話看 ；因爲科學的敘述通常都會是“根據目前掌握的信息”、“從目前已知的情況”、“以當前的技術手段”、“傾向於認爲”、“更有可能是”…… 科學的最重要特徵在於永遠不會排除“反證”的可能性 。就拿大家都知道的親子鑑定來說吧，這個鑑定是通過一系列的基因點位測序匹配指標、根據統計學數據計算出一個親權概率（ RCP ）， 這個概率可以無限接近 100% ，但永遠到不了 100% ；最後的結論報告只會說“支持 / 不支持某某是某某的生物學父（母）親”，而不會直接用“認定”或“排除”的說法 。任何的科學論證都和親子鑑定報告一樣，是不會把結論絕對化的。
質疑崑崙石刻的反方還有一個跟“西方僞史論”如出一轍的特點，那就是喜歡用“常識”的邏輯推理代替嚴密的科學研究來進行判斷。
話說我讀高中的時候，像個“中二少年”一樣抱有許多不切實際的幻想。我當時夢想着成爲像韓寒那樣的人，當時聽到韓寒退學的消息很受鼓舞，再加上從《讀者》雜誌上經常讀到比爾·蓋茨退學創業之類的勵志雞湯故事，
於是便也想學韓寒那樣退學，彷彿要幹成一番大事業就非得先退學不可
。我把我自己的想法告訴了一個關係比較要好的同學媽媽，同學媽媽當時給我講了一個道理，這個道理影響了我一輩子、讓我少走了很多彎路。她說：
那些會在電視報紙上讓你看到、讓你知道的事情，本身就是因爲它稀有、它特殊；要是這件事隨隨便便就能做成，怎麼能上得了電視報紙呢
？
現在大家都已經知道了，這個道理叫做
“倖存者偏差”
——會被你看到的那些“成功者”都是經過“篩選”的，
因爲他們成功了，所以纔會被你看到
。這個道理能夠拓展到許多領域——地球上所有繁衍至今的生物都是萬裏挑一的“倖存者”，背後是無數你看不到的殘酷淘汰；就連你能夠來到這個世界上，都是你淘汰了其他上億枚精子的結果。
這個道理在考古文物領域也同樣適用——如果按照“常識”推斷，
不留痕跡地消失纔是大多數事物應有的命運
，有多少人家裏拿得出
100
年以上的祖傳之物？
能夠保存至今並被後人發現的古物，大部分都是出於各種機緣巧合
（如密封掩埋風乾脫水），極少數是通過歷代的收藏家乃至皇家精心保護留下來的（通常是一些古玩字畫）。比方說嘉峪關漢代烽燧發現過兩千多年前的野豬蹄，是當時守軍的食物，然而從“常識”來推斷，豬蹄怎麼可能保存兩千多年？又比方說波斯波利斯之所以會發現多達十萬片楔形文字泥板，正是因爲當年亞歷山大大帝將這座城市付之一炬，坍塌的皇家檔案館把這些泥板統統埋了起來。南亞的氣候如此潮溼多雨，都能找到許多處
2300
多年前阿育王時期的石刻詔書（
Edicts of Ashoka
），扎陵湖畔發現的石刻之所以風化不嚴重，其實也不難解釋——
很可能是因爲刻石面曾被上方剝落的石片階段性覆蓋掩埋，陰差陽錯地將其保護了起來
。
人類文明之所以得以不斷發展前行，正是因爲我們能夠一次次打破原有的“常識”。
“常識”這玩意兒本質上是特定時代、地域、文化背景下產生的經驗性知識或信念，本身就具有時空侷限性
。一百年前、一千年前的常識，跟現代人的常識肯定不一樣；不同的民族地域，可以有不同的技術發展路徑，彼此的“常識”也會互不相通（話說有個公衆號叫“基本常識”，它裏面說的有些常識其實我是不大認同的，那個公衆號說白了是藉着“常識”的名義來宣揚自己觀點，人一般都是越缺什麼越強調什麼）。以“常識”判斷認爲秦朝的人無法在冬天前往黃河源是非常武斷的，古人的野外生存能力不知道比我們強多少倍;這就跟“僞史論”認爲沒有指南針就無法航海一樣（事實上可以通過太陽、星象、洋流），屬於一種主觀認知陷阱。假如完全以“常識”來進行所謂的“邏輯推斷”，那麼我們國內很多考古認知恐怕都要被“推翻”——埋藏
2400
年的越王勾踐劍鋒利得可以劃破
20
層紙，馬王堆發現的溼屍和帛書千年不腐，西藏阿里那種鳥不拉屎的鬼地方建立起象雄文明……這些難道就符合“常識”嗎？
根據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中的數據，秦至西漢時期的氣候與現在大不相同，平均氣溫較現代高約
1.5℃
，冬季最低溫升幅更爲明顯；那時候中原地區屬於亞熱帶氣候，甚至有大象生活在現在的河南（這就是爲什麼河南叫“豫”）。另外在高原地區，有些地方只有在夏天能去，但也有些地方只有在冬天能去——特別是靠近河灘的地方。就溯源而言，沒有徒步過的人恐怕不會知道過夏季渡河、過沼澤有多危險，秋冬時節反而更有利——一來上游河流和沼澤適度冰封更利於通行；二來一些小支流在秋冬枯水季會斷流，更利於尋找正源。
當然以上這些也只不過僅是一家之言的“推斷”而已， 像“崑崙採藥”這種孤懸於中原地區之外、缺乏旁證的石刻，要證明其“絕對爲真”是不可能的，因爲科學的態度永遠無法推翻排除掉所有的反證 ——我們現有的關於秦代文物、文獻的認知，只能在斷代時起到一個“交叉驗證”的參考作用，無法絕對證真或證僞。相對來講，對石刻進行斷代最可靠的證據，只有通過對刻槽中提取到的有機殘留物進行碳十四測年，或者在石刻下方的沉積物中找到風化剝落的刻片。 但即便碳十四鑑定證明是秦代的，反對的人也可以硬說是“學術造假集團相互勾結”、僞造鑑定結果；就算在沉積物中找到剝落的刻字殘片，辛德勇之流也會說殘片是“造假新高度” ……這些年來，我早已看慣了此類話術。
我之前在批判“西方僞史論”的時候曾說過：
歷史的種種經驗教訓表明，當整個社會反智到了某種程度之後，一定會反噬我們所有人。因爲諸如
“
西方僞史論
”
之類的反智理論的本質，是政治化民粹對理性認知的侵蝕。他們用所謂
“
被西方洗腦
”
的道德批判來取代事實辯論，他們用陰謀論學說、零星的碎片化質疑甚至是
“
主觀直覺
”
就全盤否定了需要考古學、文獻學等多重互證的複雜學術問題。這種思維模式可能會製造出比宗教原教旨主義更危險的認知陷阱
——
因爲它一邊僞裝成
“
覺醒
”
，一邊卻在系統性地侵蝕着人們的實證精神與理性批判的能力。
所以當我看到人們把質疑西方文物的那套辦法用來質疑崑崙石刻時，第一反應是——哎，這回旋鏢果然飛回來了！
應該說，質疑精神原本是一件好事兒，可問題在於現在很多人的所謂“質疑”並不是真的質疑，而是爲了“自我證明”——
我“揭穿”了你，我掌握了“真相”，所以我牛逼、我專業，我比你厲害
！
還有一部分人的“質疑”則是徹底的胡攪蠻纏——
我不信！不信！就不信！你說啥我都不信
！在信息繭房裏畫地爲牢，只接受符合自己認知的內容，質疑和否定一切與自己認知相沖突的信息。這兩種人在“西方僞史論”患者中屢見不鮮，打着“質疑”的名號，卻拒絕接受任何反證。
有人說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叫做
“後真相時代”
（
Post-truth
）——
世界上不再有“真相”，只有不同立場對同一事件的不同解釋；情感立場取代事實分析成爲決定要相信什麼的依據，每個人都生活在自己相信的“真相”中
……
仔細一想，眼下的情形似乎真是如此。前段時間
5
·
7
印巴空戰，打完之後雙方各表一詞，都宣佈並慶祝了自己的勝利。儘管有着大量的相關證據，但印度政府始終不承認自己的戰機被擊落，還派出宣講團到世界各國，“此地無銀三百兩”昭告天下自己是“戰勝方”。於是呢，就有相當一部分不願接受印度戰敗事實的網民死鴨子嘴硬，怎麼都不相信印度戰機被擊落；印巴雙方形成了兩套截然不同、但都誇大其詞的“勝利敘事“——一場出動戰機互射導彈的軍事衝突居然以“雙贏”收場，也算是活久見。
照理說，印巴人民的文化背景與我們大相徑庭，“精神勝利法”倒是如出一轍。如此看來，
“只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事情”，已經成爲了一個全球性的“精神瘟疫”
。我開始反思起了自己先前的觀點——究竟是這幾年反智主義的陰謀論、僞史論甚囂塵上，把人民羣衆的思維方式給帶偏了；還是說“反智”纔是人民羣衆的天然屬性，他們現在只是歸位了？
我隨即意識到自己先前可能是錯判了——人們並非是因爲“理性認知”受到侵蝕才變得反智，而是因爲天生愚蠢。
千百萬年來，人類都生活在一個信息匱乏的世界裏，獲取信息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進入網絡時代之後，突然間鋪天蓋地的信息轟炸疊加極高效率的病毒式傳播。而現代人的大腦卻跟那些石器時代狩獵採集的祖先卻並沒有本質區別，由於處理不了這些海量信息造成了“過載”——
面對過量的、相互衝突、抽象且深奧的信息，大部分人其實都缺乏辨別真僞的能力，只好用情感和立場來選擇自己願意相信的內容
。
更爲雪上加霜的是，在人類演化過程中，那些難以辨別信息真僞的反智個體，反而擁有更大的生存和繁衍優勢。
我曾在《
何以拯救文明
》一文中提出過一個觀點，人類的智慧只是演化中的偶然產物，因爲“智慧“可以提高生存和繁衍的機會。但人類的智慧演化註定有一個上限——
“不能蠢到沒有機會繁衍後代，也不能普遍覺醒，聰明到不再願意做基因複製的工具。從這一點上來看，那些更容易被意識形態洗腦、
“
老老實實服服帖帖
”
相信某些教義的個體，有機會留下更多的後代，反智的宗教註定會長盛不衰……”
演化的核心規則是“優勝劣汰”，但大自然中“優劣”標準跟人類評價“優劣”的標準並不相同——
自然界衡量“優劣”的唯一標準就是繁殖率和生存率
——
人類甚至都不用聰明到“覺醒“，哪怕只是聰明到能夠辨別信息的真僞，就可能成爲一種繁衍的劣勢
。
爲什麼這樣說呢？大家可以設想一下這樣一個場景，某石器時代部落首領搞煽動：“隔壁部落的巫師施展黑魔法詛咒了我們整個部落，我們都活不到下次月圓。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把隔壁部落滅了，砸了他們的圖騰，殺光他們的男人，搶走他們的女人，大家一起抄傢伙跟我幹吧！”假如這時候有個部落成員說，首領你的消息是從哪裏來的？咱們是不是應該得先去核實一下到底是不是這樣……你覺得這種擁有質疑精神、敢於質疑首領的成員會有啥下場？而那些絕不質疑首領、毫不遲疑聽信鬼話接受煽動的個體則能夠迅速抱團，由此建立起強大的戰鬥力，這在原始社會意味巨大的生存優勢——簡言之就是，
你得聰明到聽懂我抽象的鬼話，但你不能聰明到質疑我的鬼話
。
但這樣也有一個問題，編鬼話騙人不也得需要智商嗎？跳出來質疑的成員，只要說服能力夠強，不就能煽動政變成爲新的首領嗎？對於這一點，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會給出了不同的解決方案——
中世紀的基督教社會、舊時政教合一的藏傳佛教社會都實行了知識壟斷，確保下面的人沒有能力揭穿鬼話，把權力牢牢抓在特定階層的手裏
；印度教社會更狠，不僅知識壟斷，還搞出內婚制的種姓進行生殖隔離，其結果便是兩極分化。婆羅門和賤民經過了三千年的生殖隔離，幾乎都快成了兩個不同的“亞種”——印度的高種姓階級真的會更聰明一些。我忘了在哪兒看到過一個研究說，印度比哈爾邦的底層窮人，
由於世世代代卡路里攝入不足，再加上只需要服從，就連腦容量都要比平均值低
，所以那裏的人腦袋特別小。
人類建立起了文明之後，世界上大部分地區在大部分時間中，都處於宗教的愚民統治下。這些社會的底層人民，想要逆襲進入上層或者開宗立派簡直太難了，成功者倒也不是沒有，但實在屈指可數——啥？你敢質疑上帝？你丫的是魔鬼附體，宗教裁判所火刑伺候！啥？你敢詆譭我們真主？你敢質疑古蘭經？異教徒統統下火獄去吧！啥？你敢不服從種姓制度？你將被整個印度教社會放逐！
在數千年的宗教統治下，底層人羣不反智就很難融入社會和集體，很難活下去
。這種“劣幣驅逐良幣”——抑或說“逆向篩選”相當於千百年如一日的“文化革命常態化”，如此局面直到全世界普遍性的宗教統治垮臺纔有所好轉。其實我們當代也能觀察到這種“逆向篩選”，
1979
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後，這個國家最有錢最聰明的精英在神權統治下根本沒活路，只好紛紛逃到國外去。
古代中國社會也愚民，但解決方案比較特殊——上面的領導特別注重
“馭人之術”
，所以中國人的政治智慧在世界上遙遙領先，根本不是那些神棍所能比擬的；而下面的臣民講究一個“明哲保身”、“識時務者爲俊傑”，一些事情就算看破也不說破；再加上科舉制度有限的流動性，給聰明人提供了生存空間。有科學研究顯示，東亞人的平均智商位列全球之首。對於這一現象，學界的假說認爲可能是因爲寒冷氣候會篩選出更聰明的個體；我個人不妨在這裏提出一個新假說——
可能正是因爲東亞歷史上沒有被宗教神權統治過，把聰明人淘汰掉的“逆向篩選”選擇壓力不算特別大
。
說到底，
“反智”這種屬性是刻在我們基因裏的，確保大部分民衆的愚蠢，是整個族羣得以延續的根基
。前段時間數學天才韋東奕爆火，
有人讚美說這反映了人民羣衆對知識的崇拜，我覺得這是在放屁
——
有多少人是衝着韋神的知識去關注他的？這只是人們對
“
天才怪胎
”
的獵奇心理，就好像人們喜歡看美劇《生活大爆炸》中的謝耳朵，並非由於他是個科學天才，而是因爲他是個低情商的生活白癡，由此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於是乎，
當石器時代的大腦遇到網絡時代鋪天蓋地的信息，人們天然會更容易被印象深刻、易於理解的信息
（如“震驚體”、“陰謀論”）
所吸引，或傾向於尋找符合自己刻板印象和已有觀點的信息
。這種情況普遍化之後，隨之而來的是反智主義浪潮的興起，以及知識分子權威的崩塌……無論是專家教授還是所謂的“意見領袖”，都再無“一言九鼎”、“一錘定音”的力量，甚至隨時可能言論翻車，這反過來又加劇了民衆對權威的不信任。就好像這次“崑崙銘刻”的爭議，正反雙方都有專家學者，假如最終定論出爐，總有某一方的“專家”要被打臉。
由於我們這個時代，
對“真相”的定義變得主觀而模糊，人們對“誠實”的看法也相應發生了變化
。從前，“誠實”是美德，而“說謊”則受到譴責，這點毫無爭議。而如今，很多時候人們不在乎你說的話是真是假，而是會更多考慮你的“用意”和“立場”，
真話會被扣上“居心不良”的帽子遭到批判，謊言則可以因爲“政治正確”而得到縱容
。斷章取義、扭曲事實的言論無處不在，而人們似乎也對此習以爲常並默許——因爲每個人都有立場嘛！
只要大家“立場”一致，“立場”這個東西彷彿就成了說謊的許可證
。
這次崑崙銘刻的爭議，正是“後真相時代”的一個縮影。
明明是一個學術問題，有些人卻沒法兒心平氣和來探討；產生了觀點的對立之後，很快會出現“陣營”的對立
——支持銘刻爲真的人，說起辛德勇無不唾棄鄙夷，恨不能食其肉寢其皮；質疑者則將辛德勇奉爲“辛神”、“辛師”，對其崇拜得五體投地。漸漸地，維護方和質疑方都在對方的攻擊下變得愈發偏激，有些言論已經不再是學術討論了，而更像是爲了“自我證明”以及在相同觀點的人中間尋求身份認同。
聽起來，這似乎是一個讓我們離真相越來越遠的糟糕時代，其實也未必——正如同數千年來印度種姓社會出現的兩極分化，
雖然如今大多數人被超載的信息淹沒並喪失分辨能力，但也有一些人能夠充分利用這些海量的信息，儘可能從不同角度趨近“真相”
。
過去由於信息渠道的限制，我們一般只看得到事物的
A
面，電視報紙上說什麼就是什麼——
即便你不信，也難以接觸到其他的信息來源
。無論是新聞管制還是新聞自由的國家，情況都差不多，因爲發佈信息的媒體總是掌握在少數人手裏，這些少數人擁有非常高的權威性。而普通人想要發佈信息的門檻則相當高，最少你也得要花錢去報紙上登個啓事，且傳播效率還很低。
如今這種壟斷已經被永久性打破，我們每個人都能在網上發佈信息，
儘管某些方面的信息傳播會受到限制，儘管很多信息相當低質且真假難辨，但這種全民參與無論如何都提供了大量不同立場和視角的觀點
。
A
面假如存在爭議的話，馬上會有人深挖爆料
B
面、
C
面。例如近幾年曾引發輿情的羅一笑事件、林生斌事件、“胖貓”跳江事件……都是因爲不斷有新的信息披露，人們才能夠逐步窺見全貌。
也正是這幾年，大家越來越常碰見“輿論反轉”的情況——一則新聞或者一段視頻流出，一開始大家都一窩蜂地譴責
/
同情某甲；突然新的證據被曝光，大家才發現這件事兒其實另有隱情，先前的譴責
/
同情頓時成了笑話。
這種情況讓我感到細思恐極——
這意味我們以前知道並相信的很多事、我們所抱持的一些非黑即白的觀點，可能都是極爲片面和武斷的
。我們當時只看到
A
面，而事情的全貌遠比我們所知道的要複雜。從前的人心也比現在要單純得多，比方說我小時候看《讀者》、《意林》上面的雞湯文、僞造的名人名言，從未懷疑過其真實性，同時也缺乏覈實的途徑，真的是被騙了好多年；如今覈實信息變得輕而易舉，許多雞湯文和名人名言都被一一揭破，甚至當年宣傳的一些“英雄人物事蹟”，也慢慢被人發掘出了鮮爲人知的另一面。
所以我覺得吧，
對於有着開放的心態、願意聆聽不同聲音的人，現在是一個距離“真相”越來越近的時代
，會有更多信息供他們拼湊真相；而反智人羣雖然也能聽到很多種聲音，然而他們會根據自己的認知和立場來選擇最符合自己情感需求的聲音，對他們不喜歡不想聽的內容則閉目塞聽——
這些人非常迷戀“只有我掌握了真相”的優越感，但事實上他們並不在乎真正的“真相”究竟是什麼，他們以一種“掌握了絕對真相”的姿態離真相越來越遠
。大家想想，進化論已經提出這麼多年了，並且一直都有越來越多的新證據被發現，可還是有很多人更願意相信有一個造物主創造了我們的世界以及所有的生命，他們非要覺得“神創論”纔是真相，“進化論”則是陰謀。
跟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相比，我們國家的科普教育做得算是相當不錯的，主流信息渠道基本上被唯物主義觀點所統一。在過去，你如果想接觸各種奇談怪論歪理邪說，主要途徑就只有通過地攤文學——但地攤文學也是有門檻的，起碼要有基本的閱讀能力。如今網絡短視頻的泛濫，使得那些連閱讀能力都欠缺的底層民衆也有機會接觸到了各種反智的歪理邪說。
這些底層民衆本質上就跟《鹿鼎記》裏的韋小寶一樣，大字識不得一籮筐，所有的歷史知識都來自於茶樓的說書先生，把說書當成了正史
。“反智主義”浪潮的來襲，說白了是這些人終於找到了組織抱成了團，開始衝擊主流。
換言之，現在這個時代讓人羣變得更加兩極分化， 一部分人在洶湧的信息浪潮中迷失甚至溺亡，成爲了虛假信息的受害者；一部分懂得如何處理和分析信息的人，享受着這個信息時代的紅利，乘風破浪屹立到了潮頭 。就好像 AI 工具出現後，一部分人面對真假難辨的 AI 信息不知所措，另一部分人則利用 AI 大大提高了蒐集處理信息的效率。
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對人類文明影響最大的因素，便是信息傳播的方式，而我們當前正處於第四次信息革命。
第一次信息革命是人類發明了語言，使得個體之間能夠傳達複雜、抽象、虛假的信息，爲氏族乃至部落的組團打怪奠定了基礎，人們可以被共同的敘事凝聚起來。第二次信息革命是人類發明了文字，從此信息可以跨越時間和空間進行無損傳播，使得城邦乃至帝國的建立成爲可能，政令可以通過文字形式傳達到帝國的每個角落。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文字都是少數人的特權，主要用於宗教、行政、商業等領域。第三次信息革命是印刷術的普及，大大提高了信息傳播的效率，降低了接受教育的門檻，打破了特權階層對信息的壟斷，引發了宗教改革，間接帶來了啓蒙運動和工業革命。
現在的第四次信息革命是
信息的平權
——
一方面，發表並傳播信息的門檻徹底消失；另一方面，獲取專業信息的門檻前所未有的低
。尤其是這兩年有了
AI
輔助之後，像我這樣一個普通人的文獻檢索能力，可以對標過去專業的學科館員、分析師、研究員，效率更是不知道上了幾個數量級。
但是呢，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低質信息的泛濫和深度閱讀的缺失
。曾幾何時，讀書是獲取知識的不二法門，而且需要大量、深度、有比較的閱讀，這個過程中會有一種潛移默化的積累，所以纔會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舉個極端的例子，錢鍾書的鉅著《管錐編》其實是由他的讀書筆記整理而來的，直接引用
4000
餘位著作家的上萬種著作，包括了中、英、法、德、意、西、拉丁、希臘文等至少
7
種語言，涵蓋先秦至唐前的經史子集，兼及西方哲學、文學、語言學、人文科學等領域……錢鍾書這些讀書筆記的閱讀跨度超過
40
年，手稿筆記多達
5
萬頁;他一生嗜書如命，實在沒書可讀的困難時期甚至會反覆研讀字典——正是這些泰山不辭細土的積累，成就了錢鍾書這位前無古人的國學大師。
現在隨便一個
AI
大模型投餵的數據量，都比錢鍾書一輩子讀的書要高出幾個數量級，可世間卻再也不會有第二個錢鍾書。我們現在可以迅速得到想要的信息，直接獲得經過“蒸餾”的知識——一本書會被壓縮成“思維導圖”，一部電影能被壓縮到
5
分鐘，誰還會需要“讀書筆記”？人們在節省時間的同時，也少了許多非功利性閱讀的積累，這必然會對知識結構產生影響——現在的人可能什麼都懂一些、什麼都能聊一些，就好像很多自媒體不管啥熱點都能蹭——但由於缺乏深入系統的學習和積累，很容易犯一些想當然的錯誤。
第四次信息革命還遠遠沒有結束，
AI
對人類生活的影響纔剛剛開始，就目前看來它加劇了認知的混亂——
從前的人們相信“白紙黑字”，後來的人們相信“有圖有真相”，而如今一切都可以用
AI
僞造，很多人不知道如今還能相信什麼，穿透重重信息迷霧需要擁有比以往更強大的鑑別能力
。
我們站在一個認知的十字路口，
一邊是信息爆炸帶來的前所未有的“信息解放”
，賦予了一部分人挑戰權威、發掘“
B
面”的能力，得以驅散無明拼湊出真相；
另一邊是信息過量帶來的“認知壁壘”
，一部分人在情感和立場的裹挾下，主動擁抱遠離真相的陰謀論與反智主義，形成“傻
X
共振”。
客觀的真相從未消亡，只是在紛亂繁雜的信息海洋中浮浮沉沉，就像一個若隱若現的“錨點”；當我們接近和遠離真相的同時，也在接近或遠離彼此，加劇了持不同觀點者之間的鴻溝。時代重塑我們獲取信息方式的同時，也在深刻地重塑着我們彼此聯結與撕裂的人際關係網，甚至讓某些國家制度變得更高效或者失效……其影響實在比我們所想象的要深遠得多。
作者：隨水
2025-03-10
2025-01-10